杭州因為G20而舉世矚，七百年為南宋首都的杭州，在歷史發生過多少事？

大多數國人的心目中，杭州不變的是青山綠水間的歷史人文， 她一直是一座毋庸置疑的明星旅遊城市，難得的是，杭州依山傍水，西湖之美自古以來為人讚嘆，這令杭州擁有了其他城市艷羨不已的傳統文化底蘊和寶貴旅遊資源。 2016年9月4日，世界級的G20峰會即將在杭州拉開序幕。 這個齊聚全球20位最有權勢領袖的會議，此前的舉辦地多為華盛頓、倫敦、多倫多、聖彼得堡這樣的國際大都市，此次首度來到中國，選擇了杭州這座和北上廣深相比，在國際上相對“默默無聞”的城市。 御街南端毗鄰城隍山（即吳山），更是整個杭州城最熱鬧的商業區，集聚了杭城最有名的剪刀店、化妝品店、藥店、乾貨店、書店和算命先生。大名鼎鼎的胡慶餘堂正是坐落於此，並因其絕佳的地理位置而在1878年開業後迅速成為全國最大的藥店之一，綿延於今。 於1917年-1919年間拍攝的御街街景。圖片來源：The Gamble Collection at Duke University    城隍山成為杭州“CBD”的原因在於它和宗教活動的密切聯繫。 清代，杭州的各色城市守護神被供奉在這裡，另外還有30餘座佛教寺廟和道觀。 城隍山上供奉的道教神仙包括關帝和文昌，在大多數中國城市中，都能找到他們的供奉場所。 於此同時，這裡還有許多對杭州來說特別重要的守護神——因杭城的建築多為木結構建築極易著火，人們在此供奉火德和水神，祈求遠離火災。 吳山上新東嶽廟內的陰曹地府，拍攝於1917年-1919年間。圖片來源：The Gamble Collection at Duke University     寺廟雲集的城隍山因此成為杭州每年宗教慶典和娛樂活動的中心，並為這裡的各色店鋪帶來大量客流。 繼續閱讀 這些節日和慶典祭拜的神仙（比如立春時拜太歲）和農時的更迭息息相關，而立春等重大節日往往得到官方支持，這意味著在帝國時代的中國，國家在維繫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聯繫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舊時杭城的風俗節慶繁多，春節及元宵節剛過不足一月，又有全民齊遊的傳統節日“花朝節”——農歷2月12日被認為是百花神的生日，人們在那一天四處賞花遊春。 而花朝節指谷雨來臨前的數十天不但風和日麗適合出遊，也是蠶忙前的閒期。 得此空閒，江南蠶農們結伴來到杭州朝山進香，祈神賜福。蘇杭之地的鄉村農家戶戶養蠶，開春時來到西湖祭拜神靈祈求蠶桑豐收就成了一個重要的風俗。 每年正月剛過，杭州、嘉興、湖州、蘇南無錫、常州、蘇州等地鄉村的蠶婦們便帶著香粽米糕，沿著運河結伴前往杭州朝聖，人數達10萬之多。 朝聖的船隻抵達杭州城北的運河口岸後，香客要麼向西前往西湖周邊的寺廟進香，要麼進入杭州城內，沿著禦街步行至城隍山。 每年如此大規模的朝聖活動，對杭州的經濟有著巨大的提振作用。香客們進香所需的物件（比如蠟燭、香、紙錢）構成了杭州手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更重要的是，朝聖亦是香客們的年度采買時間。當地人注意到，前來朝聖的香客大多為家境優渥的富農，他們攜帶大量現金，且樂於花錢。 因此每年春季，杭州有了“香市”的說法，剪刀、香粉、綾羅綢緞和扇子成了杭州最著名的特色產品。   御街上的張小泉剪刀店，拍攝於1917年-1919年間。圖片來源：The Gamble Collection at Duke University 拆牆引湖入市 然而杭州的命運在19世紀中期迎來的轉折。 1853年，太平軍占領江南，切斷了京杭大運河的交通運輸。清政府和商人為此通過上海改走海路，這極大地動搖了杭州這座大運河起點城市的商業地位。 太平天國運動帶來的破壞亦加速了杭州的衰弱。1860年代初期，太平軍大肆破壞城市，杭州人口從100萬銳減至20萬以下。 盡管在甲午戰爭（1894-1895年）之後，杭州成為通商口岸之一，但她並未因此繁榮起來。 當租界為上海帶來大量外國人口和西方現代工業之時，杭州城郊的日本租界並沒有發展成新的現代工商業中心，而成了賭博和嫖娼之徒頻頻光顧的場所。 進入20世紀，杭州已經淪為一座發展停滯的、邊緣化的城市，與之相對的，工業化的上海取代了杭州在經濟和文化上的中心位置，並開始對杭州施加影響。 過去從上海到杭州需要3天的時間，通過鐵路旅程縮短至3個半小時，這意味著，大量的人口能夠更加方便地在這兩座城市之間流動，這亦為杭州日後的旅遊業發展打下了基礎。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隨著帝制的終結而壽終盡寢。 革命者“解放”杭州的首要任務，就是消除滿清統治在這座城市留下的一切痕跡，旗營首當其沖地成為了需要鏟除的對象。 在拆毀旗營、獲得大量土地後，新成立的浙江省政府本著大力發展工商業的原則決定將在規劃街道和公共基礎設施之餘將這片土地打造為商業區。“新市場”成了旗營被夷為平地後這一地塊的新名稱。 新市場的主要推手為1912年至1913年期間就任浙江省民政廳長的褚輔成（1873年-1948年）。這位曾在日本東京學習政治學和法學的愛國民主人士對法律、秩序、公共教育和商業的濃厚興趣反映在他對新市場的規劃上。 新市場的建立，也改變了杭州城市與西湖的空間格局：錢塘門至湧金門之間的城牆與旗營一道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如今的湖濱路。 經過縝密規劃的新市場需要公園這一現代城市景觀的必要元素，城市規劃人員因此沿著湖濱路劃出了由南而北的五大塊綠地，以“公園”之稱逐一編號，加上1929年前後開辟了地處最北的第六塊綠地（六公園），統稱為“湖濱公園”。如此一來，西湖從城郊被納入了杭州的城市肌理。 到了1920年代初期，新市場已經成為杭州的新市中心，它的地位反映在不斷上升的土地價格上。 到了1926年，新市場的地價和原始價格相比普遍上漲了8到9倍，甚至10倍以上。而西湖與城市的無縫銜接，為杭州帶來了一種新的訪客：來自周邊城市（特別是上海）的遊客。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至1920年代中期，中國的工業化迅猛發展，工商業的興起、西式教育的逐漸普及為中國沿海城市培養了一個全新的市民階級——中產階級。 上海成為西方現代化的中心，而在那座城市中，中產階級在社會文化中有著巨大的影響力。隨著上海的中產階級成長壯大，杭州的旅遊業也開始起步了。 鳥瞰杭州城，拍攝於1917年-1919年間。圖片來源：The Gamble Collection at Duke University     上海中產階級熱衷於遊覽杭州的根本原因在於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城市居民對時間感知的變化。 旅遊的欲望在上海市民當中尤為強烈，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上海的城市空間逼仄，公園的空間有限。 杭州和上海的出版商出版了為數眾多的導遊書、與杭州有關的歷史名人故事書和文人遊記作品。這類旅行文學將杭州包裝成上海的反面：當上海成為現代性的先鋒代表時，杭州堅守著傳統文化的陣地。 在導遊書中，西湖風光和許多景點的歷史被追溯到南宋時期，西湖十景被推薦為遊客們必去的景點，而略去不提的是，時移世易之中這些景點本身不可避免的變化——盡管西湖十景在康熙南巡時被重新樹立起來，但太平天國運動帶來的巨大破壞嚴重衝擊了西湖十景，即使到了民國時期亦未完全修復。 特 岳廟前的“碧血丹心”牌坊，拍攝於1917年-1919年間。圖片來源：The Gamble Collection at Duke University    追本溯源同樣體現在杭州菜上。為了吸引遊客，杭州的餐館開始推出“傳統”菜肴。 “西湖醋魚”被認為起源於南宋時期，擁有如此悠久的歷史，這道菜直至今日都是杭幫菜的名菜之一。但西湖醋魚的真實歷史其實只有一百多年：這道菜的菜譜是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後由一位來自紹興的餐館老板發明的。 略顯諷刺的是，隨著這一新的旅遊傳統而來的，是杭州城市生活中真實的風俗節慶的消亡。 杭州的旅遊發展史契合了艾瑞克·霍布鮑姆（Eric Hobsbawm）的“被發明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的概念，闡明了這座城市在現代化轉型道路中獨辟蹊徑的一面：為了回應新時代的新情況，她追溯了歷史，從傳統和過去中找尋應對之策。 一種全新的旅遊文化，圍繞著西湖的傳統文人審美誕生，而它的核心在於對西湖這一空間的商業化。 如今，距離民國初年又將近過去了一個世紀，旅遊早已深入杭州的骨血，成為這座城市最重要的標誌之一。 而在G20到來之際，杭州又希望告訴世人，除了旅遊，她亦有其他不同的面向值得矚目。 http://wechatinchina.com/thread-681050-1-1.html